向吴运铎同志学习
1952年下半年，我是南昌大学的一个学生，我定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就在这年的下半年《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了吴运铎同志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后来把这篇小说印成了单行本时，把书名改成了《把一切献给党》，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很多人都读了这篇小说，都下决心要向吴运铎同志学习，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
吴运铎（1917—1991），祖籍湖北，1917年1月17日出生于萍乡安源镇，1924年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的工人子弟学校读书，因家贫，12岁开始在煤矿拣煤渣、挑煤，因生计15岁随父母回湖北老家。后到大冶县富源煤矿当机电工人。1937年走上抗日革命道路，1938年，听说安源有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便只身从湘北来到安源。经中共安源区工作委员会介绍，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参加了新四军。
吴运铎被派到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不久就学会了修理各种枪支，制造枪支零件，1939年，上级要他们建立一座兵工厂，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和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一个多用时间就建立了制造、修配、锻造、枪托等车间。安上了机器，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批新步枪，送往前线部队。
1939年5月吴运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左脚踝因工负重伤，仍然忘我工作，伤口感染化脓，肌肉腐烂了。医生沿着踝骨挖了一个月牙形的洞。工厂因“皖南事变”随部队转移，他拄着双拐，步行800多里，到达目的地。这年上级任命他为子弹厂的厂长。他和战友们用拣来的破铜烂铁做原料，用食用酒蒸镏出酒精。1941年，为抢修一批炮弹，他在一次挖取炸弹的雷管时，雷管意外爆炸，左手炸掉四个手指，左眼炸瞎，左腿膝盖炸得露出骨头，脸部也严重受伤。在医院里陷入休克状态，他一醒来，就从床上一跳起来往外跑，高声叫喊“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哪！”跑出医院就摔倒在水田里，15天以后他才清醒过来，为了加快建厂速度，他在病床上咬着牙忍着伤痛，在本子上记录机器设计方案和结构草图，鲜血透过左手上的敷料和绷带往下淌。医生批评了他并没收了本子钢笔，他就把想着的机床设计硬是记在脑子里。伤还未痊愈，就拄着树枝又回到了工厂。炸瞎的左眼和炸断的四个指头使他碰到了许多的困难，他顽强练习一只手工作。
后来上级又需他们生产地雷。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经验的困难条件下，他边看书边实验边总结。终于掌握了生产多种地雷的技术。不久又接受了研制枪支榴弹的任务，他收集了敌人投过来不响的掷弹筒和各种迫击炮弹，许多要用高等数学去计算的问题，他只好作现场试验。日夜忙着绘图，忘了吃饭睡觉，不久，他们制造出的抡榴弹就出现在前方，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我军急需攻坚用的平射炮，吴运铎奉命负责整个设计和制造工作，他贪婪地钻研书本，夜以继日赶制图纸，左眼疼痛难忍，常常昏倒在工作台上，在短短九个月内奇迹般地制造了36门平射炮在攻占鸡岗战斗中36门平射炮一齐怒吼，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他多次受到军部表扬和奖励。
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兵工厂边撤退边生产，最后转移到沂蒙山区，由于过度的劳累，吴运铎经常头晕，炸瞎了的左眼，红肿不退，直流粘水，不想吃饭，有时在工作中就昏倒了，但他总是顽强的工作着。1947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全面反攻，急需大量炮弹，在一次炮弹爆炸的试验中，他第三次受伤。左手腕和右腿被炸断，右眼崩进一粒铁砂。衣服被血浸透，成了一个血人，医生怕给他施行麻醉醒不过来，就干脆不用麻醉进行手术，吴运铎昏过去，醒过来，又昏过去。他全身是伤。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能动。
吴运铎的右眼随时有失明的危险。他趁还看得见。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兵工技术，学习日文。还请求上级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实验室。制造出新型的高级炸药。他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兵器工业专家。为了表彰吴运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功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都报导了他的事迹。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届执行委员，第三届共青团中央委员。
1953年在工人出版社的协助下，他写作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在全国青年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到60年代中期共出版印刷了500多万册。被评为俄、英、日等多种外国文本。后来又继续写作出版了《和青少年谈道德休养》、《人生絮语》。受到广大青少年的欢迎。在工作繁忙、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他经常应邀为大中小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作报告，给青少年回信、及写文章。1983年后他虽然住进医院，仍然克服病痛，鼓励残疾青年自强自立。挽救过多名想轻生的残疾青年的生命。
1991年，他被国家人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在北京病逝。
我读《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这篇自传小说时还是个学生。学习上还有许多困难，难免产生打退堂鼓的想法，这种想法明知是不对的，但如何去克服它，战胜它？凡遇到这种情况，就暂停学习，拿出连载《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那几张《中国青年报》，把那篇自传体小说详细阅读起来，边读边思考吴运铎同志如何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兵器工业专家，吴运铎同志如何在病床上咬着牙忍着痛在车子上记录机械设计方案和结构草图，鲜血透过左手上的敷料和绷带往下淌……。我在学习上那么一点困难比起吴运铎同志又算得了什么。从而振着精神鼓起勇气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学习。这几张《中国青年报》，我还把它带到了我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上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又拿出那几张《中国青年报》来向吴运铎同志教。
五十年代各级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向英雄学习成为风气。我所任教的学校萍乡中学就有个先进班集体命名为吴运铎班，这个班年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这个班的师生给吴运铎同志写信汇报他们的学习情况，吴运铎同志接到他们的来信，吴运铎同志在百忙中给了该班师生热情的回报。
吴运铎精神鼓励了我成长。1959年我被特邀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财贸、运输、基本建设等方面先进集体，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全国群英会）。有一天文化部执行群英会的特邀代表中的文教科技方面的代表看宽银幕电影，这方面的代表大约二百零几人，文化部的小礼堂恰好只有二百多个座位，我入座后，有人叫我递日记本给我前排右边半个位置上的那位代表，递过日记本后，我立即问我后排的代表，在日记本上题词的代表是谁？我后排的代表告诉我，题词的代表是吴运铎，我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我学习的榜样竟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仔细观察了吴运铎同志的题词，我知道他左手受伤，他左手握了一个拳头按住日记本题词，题词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把一切献给党”接着是他的签名和题词的日期。一会儿，大家都静下来看电影，可是我怎么样都静不下来，我的脑子里也演着吴运铎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兵器工业专家的电影。电影结束了，都有序的退场，因为每排座位右边靠了墙，退场只能左边走出来，很自然地我和吴运铎同志走在一起，我先向吴运铎同志问好。接着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西萍乡，他听了我的回答高兴得大叫起来，用萍乡土音大喊：我也是萍乡啊！他关心地问萍乡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好吗？我都作了使他满意的回答，因为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特别介绍了萍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听了很高兴。那时正是秋未冬初时节，吴运铎同志穿的是退了色的灰色较薄的棉衣棉裤和军帽。我们边走边谈，不觉走到文化部的停车场，走到一辆小轿车旁，我问他：“吴运铎同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他似乎有点不好说，他的小车司机抢着说：“他是某机部研究所所长。”接着他小车开动了，我目送吴运铎同志离去。
参考文献：《萍乡市志》
（作者简介：生于1928.5，1949.8参加工作，江西丰城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83—1987年萍乡市人大代表，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